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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的理念标高

时间:2015-1-17 18:37:55 点击:

  核心提示:风水是一门选择吉宅,规避凶宅的艺术,也就是说,它是一门关于人如何根据环境寻找到安全、宜居之所的技艺。西方著名的景观生态学者贝内特认为,风水是一种“宇宙生态学”,风水择居的理论是以人地关系,甚至是人与宇宙的关系为基础的。这一观点为西方学者所普遍认同。这也说明,风水起源的目的,就是出于人类寻求安全且适宜...

  风水是一门选择吉宅,规避凶宅的艺术,也就是说,它是一门关于人如何根据环境寻找到安全、宜居之所的技艺。西方著名的景观生态学者贝内特认为,风水是一种“宇宙生态学”,风水择居的理论是以人地关系,甚至是人与宇宙的关系为基础的。这一观点为西方学者所普遍认同。这也说明,风水起源的目的,就是出于人类寻求安全且适宜居住地的本能意愿。

  第一节缘起于安居的需求

  就中国内地而言,距今80万到75万年的中更新世的蓝田人就已萌芽了制作简单工具、寻求聚集生活的历史,而距今1.8万年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更是懂得了择居的必要性及其艺术。山顶洞人所在的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属于太行山东麓的丘陵地带,山前坝儿河河面宽阔,河水也不深,四周环境又处于森林与草原,河湖和陆地交汇之地,便于山顶洞人获取丰富的水源、水产和陆地动植物,同时,山洞穴居生活也具备一定的安全性,夏可避暑,冬可御寒。这种择居观念,已显示了后世人类安居的基本雏形。

  到了距今6000~7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伴随着原始农耕生产方式的形成与发展,村落形态随之出现。而为了村落选址、布局及安葬需要,风水也开始萌芽,典型的如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坐落在北向河的二级台地上,南依白鹿原,再南则是秦岭山脉。当时,白鹿原上树木茂盛,河河水丰沛。从考古发掘可以看到,当时这里分为居住区、制陶作坊和公共墓地三个区域,仅居住区面积就有约三万多平方米。而墓地的安置,已有相当的讲究,统一集中在居住区北边,并且墓坑与入葬尸身的朝向大致为正西偏北二十度,说明日升、日落等星象对墓葬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样是在仰韶文化时期,风水中有关青龙、白虎的意象已出现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墓穴中。45号墓考古发掘发现,墓主人是一老年男性,仰身直肢葬,头朝南足朝北,埋于墓室正中。在其左右两侧,发现了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虎图案,其中龙在东侧,头朝北背朝西,虎在西侧,头朝北背朝东。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的具体物证,它表明风水的起源与中国上古时期择居、安葬的需要密切相关。

  在中国古代,天象、地理、气候的观念是相通相关的,中国人对天象的观测和实际应用在夏代就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夏小正》是现存的中国最古老的物候书。这本书虽不到四百字,但已清楚地表明对一年十二个月季节现象的认识,以及东、西、南、北不同方位的地理与星象、物候相互对应关系。

  到了商代,人们对于天象的观测和实际应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可以通过观测鸟星、火星来确定春分、夏至,从而有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的四季划分概念,并以干支纪日,月亮的朔望周期纪月,太阳的四季变化纪年。商代的历法是平年12个月,大月30日,小月29日,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配形成六十年一个周期。六十甲子的观念成为后世风水重要的评断依据。

  从考古发掘出的商代武丁时期的甲骨文中发现,商代已观测记载了二十八星宿中的火星、鸟星、昴星等星宿,而最早记载二十八星宿与四象结合的文献,是《周礼·考工记》。1978年在湖北随县发掘出的葬于公元前433年或稍后的曾侯乙墓中,发现一件漆具:在箱盖上环绕中心的大“斗”字,有一圈二十八宿的古代名称,盖两端绘有青龙、白虎的图像。这一发现,表明我国在战国初期已有了二十八宿的全部名称的可靠记载,同时,在民间已普遍有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的观念并开始应用。到了秦汉以后,四神瓦当在民间的应用更是普及。到了唐代,二十八星宿、四象、八卦、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相配已成为民俗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历史演变,对风水理论及其流派的形成、成长和成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我们在后文中将再作引证。

  第二节要义在借山川地理之势

  前文已说到,风水的起源是基于人类对择居、宜葬、城郭营建等的现实需要。由此,对天文星象的观测、地理形势的考察,辨方正位,就成为风水术的基本内容。其结果自然就推衍出“阴阳”、“形法”这两个对后世影响巨大的风水术语,以及由此旁衍出的复杂的系统事项。“阴阳”一词,语出《诗经·公刘》。《诗经·

  公刘》说的是夏末时公刘率周的先民从邰地迁徙到豳,跑遍山岗、隰原,测日影以定向计时,“观其流泉”,“度其夕阳”,由此规划营建,使周民得以安居乐业。其中“既景乃冈,相其阴阳”一句被后世风水家们引为经典。但这里的阴阳侧重的是测日晷的光影向背的阴阳,与哲学意味的阴阳之道、阴阳之气还有所区别。这里的阴阳,是指日影与方位的关系,与地理紧密联系,正如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解释的:“阴,暗也,水之南,山之北也。”“阳,高明也。”

  关于“形法”,首先侧重的是对大地形势的观察审度之意。《管子·度地篇》言:“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说的是古人选择营建之地,要考虑地势高、土壤肥沃、有流水汇聚,又有利防洪及养人育畜的地方。《管子·乘马篇》中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荀子·强国》谓:“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可见,当时的贤哲已经懂得借山川地理之势,来解决人类的宜居问题。风水与气候、地理、生态的联系可见一斑。

  《淮南子·地形训》中汇集了汉代人对中国山川地理大势的基本认识,已有所谓“天地之间,九州八极。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品”等的宏观视野,认为“阖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陆径三千里。”又说,“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贯渤海,入禹所导积石山。赤水出其东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泽之东。赤水之东,弱水出自穷石,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绝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同时,对一地水土对该地民生民风的影响,也已有深刻观察和认识,如,“土地各以类生人,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障气多喑,风气多聋;林气多癃,木气多伛;岸下气多肿,石气多力,险阻气多瘿;

  暑气多夭,寒气多寿;谷气多痹;丘气多狂;衍气多仁,陵气多贪;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是故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垆土人大,沙土人细,息土人美,土人丑。”又根据五行生克规律,来推论生物从发生、成长到衰败的规律:“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故禾春生秋死,菽夏生冬死,麦秋生夏死,荠冬生中夏死。”

  关于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我们的先哲们认识很早,到战国时期就已经成形。《管子·水地第三十九》说:“夫齐之水道燥而复,所以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一则欲不污,民心易则行无邪。是以圣人治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管子·

  版法解第六十六》说:“天地之位,有前有后,有左有右,圣人法之,以建经纪。春生于左,秋杀于右;夏长于前,冬藏于后。生长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圣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类似的论述还可以引证许多。这里是想说明,这些地理形势、山川格局、水质土壤、气候环境、风土人情都是风水吉凶判断的客观依据,因而成为风水考察的对象。

  最典型的是关于中国大陆山川起源于昆仑山的地理认识,直接成为风水龙脉、祖宗来脉及三大干龙划分的观念渊源。

  现存中国最古老,也最系统的地理著作《禹贡》和《山海经》

  等,对中国古代地理形势的描绘,成为后世风水形法大势的基本依归。例如,《禹贡》中有中国最早的山系、水系总体格局走向的描述,而且有了九州的区域划分。《禹贡》“导山”部分,专论九州之内山岳大势——西高东低,西部山脉集中而东部分散,并且将山脉分为“四条”——

  第一条:北支位于渭水之北,自岍、岐、荆,经壶口、雷首、太岳、砥柱、王屋、太行、恒山,直到碣石;

  第二条:从渭水南岸的西倾、朱圉、鸟鼠,到太华,经熊耳、外方、桐柏,再到鲁南的陪尾,此条山脉均在黄河南岸;

  第三条:始自今甘肃成县冢,经荆山、内方至大别山,此条山脉均在汉水南岸;

  第四条:从岷山起,经湖南衡山,至江西的敷浅原。

  而“导水”部分,也相应地分为四条:第一条:上游西方的弱水和黑水;第二条:中原黄河;第三条:江水和汉水;第四条:黄河以南的支流,渭水和洛水。

  尽管《禹贡》中对上述四条山、四条水的描述由于时代局限存在错误,但其山川脉络大势对后世影响深远,基本奠定了中国人几千年延续至今的山川大地观。

  《山海经》中《五藏山经》进一步拓展了《禹贡》中的地理描述范围和具体事项。其中,五藏即五列、五域之意。其时,地理认知范围,东南至会稽,西南到邛崃,西北到青海、天山,东至泰山,北跨内蒙至西伯利亚,中心区域则包括了越、楚、蜀、秦、郑、晋、燕、齐等国疆域。其山川大势,以河南西部的“中山经”为世界中心,分为十二次山经细述,另有西山经、南山经、东山经、北山经,也分若干次山经叙述。在《山海经》看来,这些山脉构成了大陆的总体地貌,而大陆四周为海水所包围,四海之外,还有其他陆地和国家,那是荒远之地,由此构成了整个世界。

  《禹贡》《山海经》等对中国大陆山川格局大势的划分,到汉代被大儒们发挥为“三条四列”说:将岍山、岐山至碣石划为北条,将西倾到陪尾划为中条,将岷山到敷浅原一线作为南条,将冢到大别山划为中条的分支。到了宋代,又经宋儒发挥为三大龙脉的思想,即北龙、中龙、南龙。此说一出,奠定了后世风水大垣局。所谓风水贵贱、帝都还是村邑,都由与三大干龙的亲密程度决定。

  对天下势、形的审视、考辨直接催生了风水形法派的理论来源。后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汉代即已时兴的相宅之术及风水流派予以评述时这样说道:“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

  《汉书·晁错传》引晁错语云:“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正阡陌之界。”进一步清楚地表明了风水起源之初最为关涉的是对地理形势、土壤、水质、植被等环境层面的考察。

  在经过上文的叙述之后,我们来看看风水理论家以及风水大师们是如何将中华大地地理景观大势、三大干龙龙脉思想,与风水贵贱、吉凶的评断,与水,与北斗七星,与阴阳宅风水原则相结合的。

  风水学中现存的开山之作《葬经》明确提出,要首先区分势与形的概念。所谓“千尺为势,百尺为形”,而且提出了势与形在具体风水吉凶评断时的原则,即“势与形顺,吉;势与形逆,凶”。《青囊海角经》云:“宇宙有大关会,气运为主;山川有真情性,气势为先。”“先看大势从何而来,次看大势从何而结。来必有应,结必有情。”《地理人子须知》曰:“以水源为定,故大干龙则以大江大河夹送,小干龙则以溪涧夹送,大枝龙则以小溪小涧夹送,小枝龙则惟田源沟洫夹送而已。观水源长短而枝干之大小见矣。”说的都是要与山川大势相结合,方才能判断具体的小地块的风水情貌。

  五代黄妙应的《博山篇》提出,“识全局,知大地,有紫微,有太微,有天市。天虹来,天马至,古名都,眠不眠,高著眼,锲心记。”这里强调,寻龙捉脉,除了要辨识审视龙的形态、走势、方位等关于龙本身的问题外,还一定要有天星和大地的概念,要“法天象地”。

  随着风水理论上千年的不断演进,先是形法派风水将天星的意象逐渐由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四兽,扩展到北斗外加左辅星、右弼星的九星概念——在《撼龙经》中杨筠松系统地提出并论述了九星,而后到宋代,天星随理气风水的兴盛更被抽象化地引申扩展到理气风水中,最典型的莫过赖文俊《催官篇》。赖文俊在《催官篇》中系统地梳理了二十八星宿各星名,并将之移植到对星峰、龙脉及其方位吉凶的考察上,他将天星星官挑选出来,与二十四山一一对应,创设了二十四天星盘。到明代,徐继善、徐继述两兄弟撰有堪舆名著《地理人子须知》,其中,就专列了“论昆仑为诸山之祖”、“总论中国之山”、“中国三大干龙总览之图”、“论山河两戒”、“论三大干龙脉络”

  等章节,细数中国龙脉格局大势。而且,徐氏兄弟并未满足于概述中国三大干龙的整个地理构造,而是进一步又列出专节“论北龙所结帝都垣局”、“论中龙所结帝都垣局”、“论南龙所结帝都垣局”,详细地梳理了三大干龙沿脉融结分布的帝都府邑。凡是与大的干龙直接承继的干支关系越近,其风水的尊贵格局就越高;而分支越细,所结之地,其重要性就越低,直至小村落。

  比如,北京古称幽燕,在燕山南面,燕山是三大龙脉之北龙的支脉,而京都平原四面为群山重重围护,所以明初著名国师也是风水大师刘伯温在《堪舆漫兴》中说:“北龙结地最为佳,万顷山峰入望赊。鸭绿黄河前后抱,金台千古帝王家。”

  从上述对北京风水大势的分析可以看出,古人对山川大势的尺度视野可谓纵横捭阖、一目千里,有些空间地域关系显然有过于宽泛之嫌。但不论是形法派还是理气派,都遵从天地大道,都首重山川大势。有一句众人皆知的恶俗的哲语: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大地母亲。用在风水上,其实再贴切不过了。

作者:易经风水学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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