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的整体立意，极为注重“非壮丽无以重威”，竭力表现和强化其环境氛围的九鼎之尊，但这种艺术追求，却仍然具有鲜明的现实理性精神。构成规模恢宏、气势磅礴的紫禁城建筑组群的各个单位建筑，其外部空间构成的基本尺度，实际上也莫不遵循了“百尺为形”的原则，即以23~35米为率来控制单位建筑的平面及竖向尺度，而未以尺度超人的夸张来求取艺术上的成功。
紫禁城的规划设计受风水理论制约或指导，是有文献可考的史实，学术界也多有认可;对紫禁城建筑布局的种种风水意象，在明初，尤其是在紫禁城经营之际，风水形势宗大行于世，并倚重永乐皇帝的青睬而势盛。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风水形势理论被贯彻或影响于紫禁城外部空间设计实践，当然是情理中事。而在事实上，观照和分析紫禁城大规模建筑群的外部空间构成，也不难获得大量有力证据，足可充分说明这一点。
以高度而论，紫禁城最高的单位建筑是午门。这一紫禁城的正门，最重要的功能，是征伐凯旋献俘之际，皇帝亲御其门楼，有明确且强烈的镇压威慑作用。虽其如此，自城下地平直到脊高，也只有37?95米。午门迤北的太和门全高，则只有23?8米。至于九五之尊的太和殿，连同三层硕大的台基，全高也才35?05米。除此之外，紫禁城其余所有单位建筑均在35米限下。
以进深而论，太和殿最大，进深33?33米，其余各单位建筑皆在此限下。
又以各单位建筑面阔而论，除中央路轴线上的主体建筑如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以至神武门，还有横轴线上的东华门、西华门、体仁阁、弘义阁等外，悉以百尺度控制其通面阔。而这些“居中为尊”，处在主轴线上，实际也是对称轴上的主体建筑，以其对称性而言，通面阔则都是按轴线两侧各控在百尺之内而确定的。如午门正楼通面阔为2×30米，太和殿为2×30米，体仁阁、弘义阁皆为2×23米，等等。
以近观视距而论，如东、西六宫的绝大多数内庭院，通面阔，通进深就都在35米限内。而最为显赫的三大殿，自其三台迤南而至北端，自东而西，进深和面阔逐段划分，也均在此限。其中三台南丹陛通深33米;台上层南边阶五笔桥至太和殿通深29米;太和殿台明通深35米;太和殿北丹陛至中和殿丹陛间距31米;中和殿明通进深23米;中和殿迤北至保和殿台明南边共深33?8米;保和殿台明通深25米;北面丹陛通深30米;丹陛北至乾清门台明34?8米等等，无不严格遵循了“百尺为形”的尺度控制原则。
在远观视距构成上华门，西华门距离过大，为仅有特例外，其余所有广场、街巷、或相邻单位建筑间距，以及城台、城墙各段落之长，最大的也只在350米左右，以“千尺为势”而限定，是显而易见的。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正是由于紫禁城各单位建筑的平面尺度按百尺为形控制，近观视距亦以百尺为形限定，远观视距则控制在千尺为势的限界之内，其间行程又遵循以百尺之形划分于千尺之势的空间构成原则，因此，得以构成学者们曾以视觉分析理论而认知的一系列最佳观赏视角及空间感，保证了近观、远观以及移行其间在形与势的时空转换中获得最佳视觉效果。也正是在尊重并发掘研究了这一传统建筑意识的基础上，吴良镛先生等得以从容驾驭天安门广场规划中外部空间设计的尺度，视觉分析诸原则，最终取得成功，为学界共识。以此权衡风水形势说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无论对于古代，还是现代建筑创作，无疑都是不容低估的。
这些体验与分析，无疑都是相当合理的。然而，若以指导或制约着中国古代建筑实际创作的风水形势说来分析，则既能充分证实中国建筑确曾非常注重建筑组群总体布局远观效果表现，讲究其气势和魄力，从而使人们对中国建筑这一性格的认识与把握，由主观揣测而达于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理发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也必将彻底否定中国建筑在这一艺术实践及成就方面乏于理论思维的偏见。
紫禁城大规模建筑群的整体布局由此形成的艺术氛围，具有震撼人心的气势魄力，极为壮丽恢宏，在远观时尤为显赫。对这一创作意象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鲜明特色，也曾为学者们注重和强调。如李允铢在《华夏意匠》中就曾着重指出：“中国建筑在远观时所呈现的十分完善的效果，并不是出于偶然，它们肯定是不知通过了多少人作实地勘察和深思熟虑才得出的结果。”他认为：“自古以来建筑设计颇讲究气势和魄力，这种性格也只有在远观中才可以充分地表现出来。在每一个重大的建筑设计上，想信首先注意的就是它们在远观上的效果。”
